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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』
《将错就错》是甘阳1996～2000年左右的随笔文章结集，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作者于美求学期间对于社会、政治、文学、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思考，笔锋幽默犀利，对问题的观察入木三分，往往于浅白处见真思想。其中涉及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变迁，以及通过对名震学界的芝大“社会思想委员会”众多学界泰斗的追慕与怀想来探索学者之精神、大学之理念，尤其值得细细品味。本书2002年由三联书店首版，2007年再版。此次改版，列入“三联精选”丛书第三辑。
*文章节选自《将错就错（删订本）》（甘阳 著 三联书店2019-8）.文章版权所有，转载请与在文末留言
诗人叶芝（ W.B.Yeats，1865—1939）一直相信，至少对他自己而言，作诗与做爱（verse making andlovemaking）实有太密切的关系。他觉得一旦自己有一天不再有能力做爱，那也就不可能再写得出新诗。叶芝五十二岁第一次结婚时，自我感觉仍极为良好，深信他自己无论作诗、做爱都在最佳状态。但十六年后，当叶芝六十八岁（ 1934）时，他终于苦恼万分地对朋友承认，他的性能力已完全萎缩，因此已经有三年没有写出任何新作品了，事实上他已失去了灵感。当某位朋友对他开玩笑说，他为何不去试一下当时颇为流行的所谓“壮阳手术”（rejuvenation operation），他竟然像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一样，真的立即冲到图书馆去寻找有关资料，并在那里发现了伦敦著名性学专家海尔（ Norman Haire）在 1924年出版的《壮阳术》一书。据海尔说，他自己那时已经作过二十五次这种壮阳手术，效果甚好，等等。海尔等人当时实施的这种所谓“壮阳手术”是由奥地利人欧根 ·斯旦纳赫（Eugen Steniach）在 1918年“发明”的。这个手术只需要大约十五分钟，实际上只不过是今日所谓输精管切除术，即切开输精管，去掉一小片，再把两端连接起来。根据斯旦纳赫理论，这种手术有助于男性荷尔蒙的增生并使整个机体功能更有活力。尽管这一斯旦纳赫理论今天早已无人相信，但在二十年代的欧洲却曾风行一时，包括弗洛伊德等人都曾接受过这一壮阳手术。叶芝在 1934年春由海尔亲自主持做了这一壮阳手术。不久后他即写信给海尔，说自己已经写出了新诗，而且说许多朋友认为这些新诗属于他有史以来最好的诗。但海尔医生纳闷的是，叶芝又能写诗到底与手术有什么关系，因为他知道他为叶芝做的手术并没有改变叶芝的性能力，事实上手术后的叶芝仍然完全没有勃起的能力。叶芝在做了壮阳手术后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五年，他自己常说这次壮阳手术带来了他生命中“奇怪的第二春”（the strangesecond puberty）。这第二春的“奇怪”之处或许就在于，他发现自己已无法再做爱，但同时却反而更加能作诗。事实上叶芝最后五年的写作灵感，恰恰来自于他对自己已不能再做爱的强烈体验。他说自己在这期间写的作品不同于以往，想要表达的是一种“老男人狂乱症”（an old man’s frenzy），大概正是指这种无能再做爱的体验。看来，作诗是作诗，做爱是做爱。不能做爱的叶芝仍然能作诗，而且似乎还越作越好。不过，在其最后诗作《那又怎样》（What Then），以及《人与回声》（The Man and the Echo）等中，这位只能作诗而不再能做爱的大诗人却似乎暗示人们，如果他自己有能力选择的话，他宁愿不能再作诗，却仍然能做爱 !━━━━━
叶芝曾写过一首流传颇广的诗，题为《一件外套》（A Coat），专门挖苦那些喜欢打着大诗人的旗号来谈论诗歌的小诗人。诗的大意是：他用自己的诗歌做了一件外套，从上到下都绣满了远古的神话；没想到一帮蠢蛋竟把这件外套拿去，披在身上招摇过市，好像是他们制成的外套一样（But the fools caughtit，/ Wore it in theworld’s eves /As though they’d wrought it）。对此叶芝无可奈何地说：诗歌啊，让这些蠢蛋拿走这件外套吧，尚有更高的境界，当赤身裸体地践行。
Song，let them take it， For there’s more enterprise In walking naked.
叶芝显然有先见之明，因为日后天下的诗人虽然越来越多，但能体会赤身裸体践行的境界者却越来越少。相反，他们大多往往像叶芝所讽刺的蠢蛋，以为只有成天把诗歌当成外套披在身上才能当诗人。今天许多诗人尤其如此，他们最怕的就是别人不知道他们是诗人，最爱的就是寻找一切机会来模仿雪莱当年“为诗一辩”的架势，动辄就捶胸顿足地为世人如何不重视诗歌而大哭大闹一番，似乎没有他们拼死捍卫诗歌的尊严，文化就将荡然无存，天下就会一片黑暗。我每看到这种文字都会想，如果叶芝还在世，只怕又得脱一件外套了。我确实相信，今天早已不是诗歌的时代，诗歌兴盛与否也不是文化兴盛与否的标志。这么说倒不是对诗人有什么轻视，而只是说，今天要当诗人多少得有点耐得住寂寞的精神，否则成天为诗歌不再被社会青睐而大哭大闹，反显得其心原来并不在于诗歌本身，而是在于诗人的社会地位，岂不又俗了。其实诗歌如此，哲学亦然。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，同样也不是哲学的时代。那么今天算是什么时代呢？我想就是“大家过平常日子的时代”，说得文绉绉一点是所谓“日常生活的时代”。这日常生活并不需要诗人把它提升到诗的境界，也不需要哲学家把它提升到理念的世界，倒是诗人哲学家需要明白自己过的也是“平常日子”，不必以为自己读点诗歌就比读武侠小说的人来得高雅，也不要以为自己读点哲学就比听流行音乐的更为深沉，无非都是打发时间、消磨日子，各有一套“过平常日子”的方式而已。其实从前最一本正经的道学家朱熹尚有“书册埋头无了日，不如抛却去寻春”之明达，韩愈更有“今者无端读书史，智慧只足劳精神”的了悟。今天的人想作诗人也好，想作哲学家也好，最要紧的是要有一副平常心，否则不免让人讨厌。2000 年3 月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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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家古德曼（Nelson Goodman）有一次曾经向思想史家伯林（Isaiah Berlin）提出一个极为刁钻的问题，说如果一个人一生研究一个大问题是一只刺猬，而另一个人一生知道许多不同事情是一条狐狸，那么我等一生只能了解一件小事的凡夫俗子（one who spends hislife knowing one little thing），应该算是什么动物？据说一向以谈吐天下无对手闻名的伯林，当时竟张口结舌，无从应对，承认古德曼这问题确实问得妙。古德曼之所以会有这一问，自然是因为伯林最有名的文章就是《刺猬与狐狸》。“刺猬与狐狸”的故事本来自于古希腊诗人阿奇娄库斯（Archilochus）的一句谚语，即“狐狸知道许多小巧，刺猬却知道一件大事”。原意大概是说狐狸虽然诡计百出，但想吃掉刺猬却总是无计可施，因为刺猬不管狐狸如何变换花招，都以不变应万变，即竖起它那满身的倒刺，吃亏的总是狐狸。但伯林却把这句谚语发挥成关于两类思想家的绝妙比喻：一类是追求一元论的思想家，他们力图找出一个唯一性的绝对真理，并将之贯穿于万事万物，恰如刺猬凡事均以一招应对。另一类则是承认多元论的思想家，他们体察世间事之复杂微妙，万难以不变应万变，因此宁可自己思想矛盾，亦不强求圆融一统之理，恰如狐狸遇事之花巧多变。以此分类观西方思想史，伯林认为但丁可作为刺猬的样板，而莎士比亚就是狐狸的典型。进一步言之，柏拉图、黑格尔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尼采和普鲁斯特等都是程度不同的刺猬，而亚里士多德、蒙田、歌德、普希金、巴尔扎克和乔伊斯则是狐狸。伯林更以此进一步透析几位俄国大文豪的心态，指出知识分子由于不明此理，往往既误解了别人，又误解了自己。例如普希金明明是“19世纪头号大狐狸”，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以己心度人腹，把普希金当成了和他自己一样的刺猬；屠格涅夫最不愿意当刺猬，可是当时整个俄罗斯知识界却都硬要他当个好刺猬，弄得他一生苦恼不堪，只能远走他乡。伯林之被尊为思想史大师，即在于他那体察入微的笔端极善于将知识分子内心种种微妙的感受、复杂的心理、莫名其妙的念头、不合时宜的想法、令人同情的弱点、可以理解的错误，都缓缓展现出来。不过“刺猬与狐狸”主要研究的是托尔斯泰，认为托尔斯泰是自我误解的典型，因为他就其本性而言完全是狐狸，却自以为是只大刺猬，从而导致无穷的自相矛盾和内心冲突。伯林先生最近过世时，我突然想到，伯林本人到底是一只刺猬，还是一条狐狸？事实上他自己的所有思考也都归结为一个问题，即人类对一元论的追求为什么无可遏制。照此来看，伯林先生只怕也误解了自己，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一条狐狸，实际也是一只刺猬。这大概才是为什么他回答不了古德曼问题的原因吧！20世纪匆匆将过。回首这百年来中国的风云人物，看来看去觉得最有趣的大概还数梁启超（ 1873—1929）。他短短五十六年生涯，几乎无事不涉，却又几乎一事无成。他从事过一切政治活动，全都以失败告终；他提倡过种种“主义”，而又一一加以否定；他差不多研究过所有学问，却又无所归属，自述曰：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，往往循物而夺其所守；启超“学问欲”极炽，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；每治一业则沉溺焉，集中精力，尽抛其他。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，则又抛其前所治者。以集中精力故，故常有所得；以移时而抛故，故入焉而不深。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，耗其精而荒其业。
梁启超一生“立言”无数，但他却似乎恰恰不再像传统中国读书人那样把“立言”之事看得那么重，以为真有什么“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”之事。早在他刚刚扬名时，严复即曾写信规劝他文章不可乱写，话不能乱说。梁启超却回信说，他一向认为“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多矣，吾言虽过当，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，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”。接着说严复担心他的“毫厘之差”流入众生中“将成千里之谬”，未免“视启超过重，而视众生太轻耶”。以后他老师康有为责备他不该公开与他唱反调，他又回信说：“我不言，他人亦言之，岂能禁乎？”同信中更直截了当劝康有为不必以为写了《大同书》就当作什么了不起的宝贝，因为“大同之说，在中国固由先生精思独辟，而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”。20世纪中国其他风云人物，往往过于执着，总以为可以找到什么“终结真理”，以致小有所得即抱定终身，反而陷入种种教条的“主义”。唯有梁启超天性最为敏感，无法安于任何一种成说，因为他太强烈地感觉到，“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，如转危石于危岩，变迁之速，匪翼可喻，今日一年之变，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”，如此时代，哪里还有可能有任何一种学说可以成为万世不移之真理？他因此说：今之为文，只能以被之报章，供一岁数月之遒绎而已，过其时，则以覆瓿焉可也。虽泰西鸿哲之著述，皆当以此法读之。
惜乎七十年后的今天，能领悟梁任公这番话的人还是不多，我们看到的，只不过是以新教条代替了旧教条罢了。1999 年12 月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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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BN：9787108065636 定价：45.00 元━━━━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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